发迹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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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市胡志强一案轰动全国，随后牵连出许多背后势力的存在，也让人们颇为震惊。一个隐藏在陕西多年的黑色保护伞被揪出，陕西前首富高乃则也遭到牵连，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隐藏着?黑顶商人?的名号。许多人惊讶他的权利遍布之广的同时，也非常好奇他到底如何是爬到这一步，成为传奇的?黑顶商人?

一、贫寒少年发迹史

60后的高乃则，小时候便患有癫痫病，受限于家境清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救治。在小学读了二年级之后，便开始在家务农为生。直到16岁的时候，他跟随大流外出务工寻找机会。也就是这段时间里，让他开阔眼界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，经商的思维和头脑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展现出来。他不会有半点享乐、吃喝的想法，只是尽可能的倒腾货物，低买高卖的方式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。

二、推土机打开新世界，进驻煤矿行业

27岁的时候，当时陕西省正在建筑神朔铁路，他嗅到商机的存在。找到铁路指挥部，单刀赴会为自己赢得一段土方工程的承包机会。如果说早年的他吃苦耐劳，青年的他就展现出胆大心细的一面。他大举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，租下三台推土机成功完成土方工程。也就是靠着来之不易的三十万，他进驻到当时陕西还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矿产生意。

买下矿场之后，他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拿下自己的第一个百万。34岁的时候，意气风发的他又拿下府谷镇矿产的经营权。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时候，堪称是高乃则最艰苦的奋斗时间段；但进入到三十岁之后，便是他商业帝国不断扩张的时间段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拿下陕西八大煤矿资源，一举成为当时名列前茅的民营煤矿企业。

三、成功滋生贪婪，在错误当中迷失自我

实际上一开始的高乃则，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坏。他不断的加入投身慈善行业，08年便成为胡润榜慈善榜前一百的富豪。不过千禧年之后生意越做越大，他的需求也开始不断的变得更加旺盛。根据当地居民回忆，他在府谷县的地位不可撼动，任何事情要是有他的授意基本没有摆不平的。

不过人的一生注定不可能是永久的辉煌，专注于煤矿产业之后让他的人生开始出现懈怠的情绪。实际上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，传统的煤矿产业便开始出现滑坡的趋势，没有及时转型的高乃则和自己的兴茂侏罗纪煤矿产业走向下坡，无奈之下只能向县政府提出借款事项。拿走5亿元的贷款之后，由于无法偿还的问题，在当地引发许多目光的关注。该乃则和当地官员的勾当被翻出，至此黑顶商人被彻底挖出。

马步芳发迹史：赶走叔叔，架空兄弟，少壮派元老派分而治之

从经营馒头、包子、馄饨开始，初中文化的杨秀珠，最终以官至厅级、涉案2.5亿元、潜逃12年成为传奇，且过去多年，从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。

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最新的头衔，则是“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第一人”——在2015年上半年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的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、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的红色通缉令中，名单首位即杨秀珠。

9月18日，杨秀珠的弟弟、同是“百名红通人员”的杨进军，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中国，这让公众对杨秀珠本人的未来再生猜想。

现 年69岁的杨秀珠是地地道道的温州人，从早年的食品店营业员到副市长，再到省建设厅副厅长，继而遁逃海外，这个前女性高官是这座城市里最为知名的“传奇人 物”，尽管声名狼藉，关于她的谈资仍纷纷扰扰，持续至今。近日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在温州遍访杨秀珠的亲朋故旧以及曾经的官场同事，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杨 秀珠，回溯过往，并记录时代。 杨秀珠的仕途颇有些传奇——温州人都知道，她是“卖馒头起家”的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温州武斗闻名全国。馒头店开票员杨秀珠也开始了造反起家的“革命历程”，以其泼辣与积极，从“联站”造反派组织中一路青云直上，从一个民间女子变为仕途女明星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杨又一次主动选择命运。此时杨开始接近省委高层，采用了相当特殊的手法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当时的“政治明星”、海岛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是全国的先进典型，深得各级领导厚爱。杨秀珠便瞄上了她，并建立起“深厚的革命姐妹”的“阶级感情”。在交往中，杨表露出想通过汪的关系认识当时的省委领导和他的夫人(原省妇联领导)。据汪月霞回忆，有一天，杨秀珠带女儿来杭州开会，故意把女儿放在领导夫人家门口，然后走开，略施苦肉计，等着领导夫人收留孩子。就这样，杨达到进入省委高层视野的目的，不久当上温州妇联副主任。1984至1985年之间，杨秀珠碰巧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某领导做邻居。杨秀珠极力想“巴结”这位为官清廉、两袖清风的老革命后代，虽然送礼没门，然而胆大心细的杨秀珠还是观察到一个细节：斯时，那位老革命的遗孀正在温州休养，杨很清楚这位领导是个孝子，就主动到她老母家做起免费保姆，“梳头洗脚”，关怀备致。并在各种不同场合，称市委书记为“兄弟”，称其母为“亲娘”。不过这次杨没讨到什么好处，反而引来书记的批评和讨厌。

温州老干部胡显钦说，杨这种“公关手段”功力非凡，在杨任规划局局长时，本没有审批土地的权限，但由于杨与当时的市委领导关系甚“铁”，市委决定把审批土地的权利从土地局“划归”规划局。

仗着一身粘柔之劲，杨秀珠从妇联主任、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一路升到局长。1994年上半年，在领导极力荐举下，杨被提升为温州市副市长，分管“肥水”最多的城建工作。

“就当时杨的实际能力和工作表现，放在人代会上选举肯定通不过，之前，她从副局长升任局长、市长助理就遭到人大代表两次否决。杨秀珠能顺利进入市领导行列，主要原因是有一名领导不遗余力，整整四天驻扎在人大寸步不离，四处活动做人大常委的工作帮杨秀珠拉票。”老干部胡显钦告诉记者。据知情人说，为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大代表否决的“前车之鉴”，杨秀珠的副市长任命是提前一个月避开人代会的选举，由人大常委直接通过的。 前夫的回忆：一个出身贫苦的人

杨秀珠只结过一次婚，丈夫是当时在温州市供销社工作的李松坤。时隔久 远，当11月16日李松坤坐在记者面前回忆往事，他已经不能准确记得他与杨秀珠结婚的具体年份，只记得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“不是1967年就是1968 年”，那正是这场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。他们的婚姻维持了约10年时间。分开则是“1978年或者1979年，最迟是1980年”，那时“文革”结束，杨秀 珠的仕途已经起步。

李松坤与杨秀珠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当时李松坤在市供销社秘书科，杨秀珠则在温州市饮食公司下属的“中心店”。“市饮食公司有很多分店，大的店铺有二三十人，是国有性质，杨秀珠的‘中心店’只有五六个人，是集体性质，就是做些馒头、包子、馄饨来卖。”

李 松坤生于1941年，比杨秀珠大5岁。“当时都到了结婚年纪，考虑到年龄合适，出身、成分差不多，都是工人，两个人文化程度相当，都有一份工作，而且观点 也比较一致，就结婚了。”婚礼很简单，没有摆酒，也没什么仪式，只是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，做点东西吃一吃。婚房是借来的，“我们两家都不富有，有个朋友家 在近郊农村，房子多，他说就住在我家吧。”那是一间一二十平方米的空房，他们购置了些家具，搬进去，新生活就开始了。

杨秀珠出生于温州，在与李松坤相识时，家住东门一带。就李松坤所知，杨家祖籍永嘉，应该是祖父一辈来到温州，杨秀珠的祖父在青年时候来温州给人打铁，“是打的锚这种大铁”，后来留了下来。杨秀珠的父亲是市起重队里的工人，母亲也是工人，在市玻璃厂。

杨 秀珠兄弟姐妹共七人，她是老大，家里负担重，所以在温州二中读初中后，“有没有毕业不清楚”，就出来工作了，到市饮食公司的下属店铺当工人。“那时都是这 样，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了，因为家里吃不消。”温州一中、二中、六中是当时的名校，李松坤读的是六中，像杨秀珠一样，他也是读了初中即参加工作。

结 婚后，杨秀珠夫妇在近郊那位农民朋友的房子里住了约一年时间，之后便搬进公家分配的一个房子，地址在县前头。李松坤回忆，1979年或者1980年某一 天，杨秀珠突然从家里搬出去了，两人自此分居。这时候，李松坤已是市供销社副主任，杨秀珠也已是市妇联副主任，正在官场慢慢崛起。

回溯起 来，杨秀珠的仕途乃是起步于1976年底至1977年初这段时间，当时“文革”结束，“四人帮”被抓，杨秀珠被市饮食公司的上级单位商业局抽调过去做清查 工作，“她工作很积极，性格泼辣，她不怕难为情，别人不好意思做的工作她都能做，所以在清查工作上是做出了成绩的，在清查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她到市妇联 做了副主任。”

对于二人为何会分居，李松坤至今都“讲不出是因为什么事情”，“杨秀珠当时也没有说原因，就搬出去住了。”搬出去后，“她 不理我，我也不理她”。1981年上半年，李松坤写了一份“自愿离婚协议书”，当时离婚需要单位领导同意，他送过去签字，领导知道了他们要离婚的事，“都 说‘离了好’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杨秀珠是个怎么样的人。”李松坤回忆，在他与杨秀珠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，杨秀珠总是一天到晚都是很忙的样子，家事都是由李 松坤照顾，比如做饭也是由李松坤来做，“不知道她在忙什么”。在市供销社，李松坤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，“工作量比商业局的还大，杨秀珠就显得比我忙 多了。”

李松坤把领导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杨秀珠，杨秀珠收了，“她一直没动静，”李松坤一度以为杨秀珠是要提出一些离婚要求，但并没 有。1986年，他们夫妇都相识的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指导员找到李松坤，把户口簿交给李松坤，当时国内正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，李松坤一看，户口簿上只有他 一个人了，“分户原因写着‘离婚’。”到这时，李松坤才算与杨秀珠正式离婚。李松坤后来听说，杨秀珠之所以会在这一年跟李松坤“分户”，是因为她要再婚 了，对象是市二医的一个医生，但是后来杨秀珠并没有再结婚。“当时杨秀珠的仕途蒸蒸日上，她看不上那个医生。”一位与杨秀珠相熟的温州人士告诉本报记者。 深居简出的温州杨家

结 婚后，杨秀珠一直没能生育，1970年，杨一个工友的邻居捡到一个弃婴，是个女孩，见他们没有孩子，“两个人都有工作，条件好”，就交给他们抚养，李松坤 给这个孩子取名李哲，杨秀珠离家时，也把这个孩子带走，之后李松坤再也没有见过杨秀珠母女。后来他知道，养女已改名杨哲，她一直跟在杨秀珠身边生活，从温 州大学毕业后，在市政府部门工作，并在温州结了婚，“对象是温州一个建设项目的副指挥”，杨秀珠后来到省建设厅任职后，杨哲夫妇也到了杭州，杨秀珠出逃， 杨哲夫妇也一同外遁。

县前头现在是温州市的核心老城区，在一家当地很知名的汤圆店的边上，有一个由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，包括杨秀珠的两个妹妹在内的一些亲属仍旧居住在这里。

在 杨秀珠的几个兄弟姐妹中，除了两个妹妹没受牵涉之外，她的四个弟弟都出了不同程度的“问题”。本报记者在杨秀珠亲友处了解到，杨的大弟杨龙翔，早年也是下 乡知青，回城后“顶替”退休的父亲到市起重队当工人，没多久，“文革”结束，温州市公检法系统重整，招人，他去报名，“经过审查，家庭条件好，思想条件 好，就通过了，是正常程序，”之后杨龙翔一直在市检察院工作。在杨秀珠外遁之后，杨龙翔曾被审查，“听说有人送钱给他，但是审查结果是这笔钱跟他的职权没 有关系，不是拿钱给人办事，”但之后杨龙翔“提前退休”。

杨秀珠的二弟名叫杨寿弟，原是市二轻局下属的剪刀厂工人。在杨秀珠做官后，与三 弟杨进军共同经营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，杨进军是公司老总。杨寿弟与杨进军外逃比杨秀珠还要早两年，在2001年出逃。2015年9月，与杨秀珠同列“红 色通缉令”百人名单的杨进军被遣返回国，杨寿弟至今仍在美国。

随着被遣返，杨进军成了杨家兄弟中最为知名的一个，在他之外，四弟杨光荣也 曾经很知名，杨光荣曾任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，2003年2月，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查出杨光荣被一名电器商人行贿18万元，杨光荣被抓，在此背 景下，杨秀珠即于同年4月携养女夫妇一同出逃。2004年3月，杨光荣获刑10年6个月。杨光荣现已出狱。

记者了解到，杨光荣或是杨龙翔曾居住在温州垟儿路的“市府宿舍”里，这是由两栋住宅楼组成的一个院落。11月21日上午，一位住户告诉前去探访的记者，“杨秀珠的一个弟弟住在这里，但有五六年没见过他了，听说是卖掉房子搬走了。”

“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出来，”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告诉记者，“平时我们这些退休老人都喜欢去华盖山、海坦山、马鞍池这些公园里去逛逛，以前杨家的人也常去，有人碰到他们都会跟我谈起，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。到了山上，有人七问八问，听人议论，他们不好意思。” 急速升迁，曾遭联名举报

杨秀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任温州市妇联副主任的时候，现年90岁的张瑜时为浙江省妇联温州地区办事处主任。11月23日，在温州的家中，张瑜向记者介绍了那一时期有关杨秀珠的情况。

尽 管早前张瑜就与杨秀珠认识，但两人并没有多少来往，直到1981年温州地市妇联合并，张瑜为主任，杨秀珠为副主任，两人成为同事。当时张瑜就对杨秀珠的印 象很不好：“她很会拍马，当时就已经把市里的主要领导搞定了；她跟男同志讲话，会拍你肩膀，把你搂起来，她不认为这有问题，不在乎。”

张瑜回忆，在地市合并时，全区妇联干部开会，“推荐合并后谁能上来，结果杨秀珠是零票，大家都反对。”张瑜也认为杨秀珠不适合留在妇联工作，向市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即使是这样，杨秀珠仍是留在了地市合并后成立的温州市妇联，成为三名副主任中的一名。

即 便是在仕途起步之初便已经有了反对声音，杨秀珠还是节节高升，她很快就离开了市妇联，成为西城区副区长，而之后在温州市规划部门的任职，则成了其从政经历 的一个重要节点。今年92岁的胡显钦早年曾任温州市建设局局长、建委副主任，在改革开放之初又曾先后担任副市长、市人大副主任职务，“搞了26年的建 筑，”对在城建部门“崛起”的杨秀珠颇为了解。11月19日，胡显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，杨秀珠之所以能够进入规划部门，是碰上一个“机遇”：“政府需 要培养城市规划人才，杨秀珠被选中，到同济大学念了几个月的培训班，就过去了。”当时还未成立规划局，是建设局下属的规划处，杨秀珠先是副处长，后来任升 格后的规划局局长。

在胡显钦看来，是“形势造就了杨秀珠”：“她很泼辣，敢说，敢闯。无论是到规划局，还是后来到市政府，组织部门都认为 杨秀珠魄力很大。如果做得对，魄力大可以出成果，在那个时期杨秀珠也是做出了一些成果。”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也向记者分析，“杨秀珠有自己的特点，她胆子 大，有些难搞的事情，比如拆迁、征地，她肯出面，带头做工作，能搞得定，领导也是看上她这一点。她的官越做越大，不是只拍马就能做得到的。”

在 胡显钦的记忆里，杨秀珠升任市规划局局长时，有人大常委会委员给她提出了八个问题，其中一个是说杨秀珠在长辈丧礼时收了不少人情钱，后来组织部门就这些问 题进行考察，结果是“基本上没有问题”，杨秀珠的局长任命顺利通过。后来修建金温铁路，杨秀珠被任命为市长助理、副指挥长，胡显钦爱人的侄子是总工。胡显 钦回忆：“当时我交代他两句话：一，把工作搞好；二，跟杨秀珠保持一定距离。”胡显钦说他当时就已觉察出“杨秀珠这个人不好，”把侄子放在她身边，他不放 心，“而且那时杨秀珠身边已经有自己的一伙人了，”后来杨秀珠出逃，“温州市抓了二十几个人，都是杨秀珠周围的人，”胡显钦的侄子“清清爽爽，没有问 题”。

1995年，杨秀珠升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，胡显钦回忆，“她是怎么上来的呢？本来是要在三个月后的人大会上提名通过的，这很不容易，而常委会只有40几个委员，结果市里提前在常委会上来通过。”

而 随着杨秀珠的步步升迁，温州官场的反对声音一直都没停止。张瑜回忆，在杨秀珠担任市长助理、金温铁路副指挥长时，温州市的10名南下老干部曾向纪检部门上 书，并无下文。因为反对的声音很大，一度传出要把杨秀珠调出温州到丽水去做副市长的消息，“杨秀珠骂骂咧咧，说有人搞她，没能调成。”张瑜还曾向当时的市 委组织部长提出意见：“有人说人大常委会开了多少次会，提杨秀珠的意见，都动不了，你们老同志去讲一讲，也许会起作用，他们认为我对杨秀珠很了解，她在馄 饨店开票时就认识了，我就去找了组织部门。”

张瑜回忆，当时她对组织部门说“杨秀珠的事情真的要注意啊，影响太坏了，搞不好会把事情搞很大”，相关人员则表示“不要听那些人乱说”，“他认为我们有偏见。” 规划局恩怨

位于温州市黎明西路138号的一栋高约八九层的普通小楼，原是温州市规划局的办公场地，去年规划局搬迁至新址，这里被弃用，一直大门紧闭。就在这栋办公楼里，杨秀珠曾经工作过很多年。

72 岁的原温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丁俊清1987至1997年在市规划局工作，历任技术处长、总师办主任等职务。回忆起来，丁俊清当年到市规划局，还是杨秀 珠调入的，当时杨秀珠是规划局副局长，局长是娄式番，后来娄式番到旧城改造指挥部当总规划师，杨秀珠升任局长。“杨秀珠刚到规划局时，把娄式番捧得很 高，”11月18日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丁俊清介绍说，“刚开始我们不清楚，现在回头看，肯定是杨秀珠把娄式番搞出去的。”在温州官场与坊间至今流传的杨 秀珠遗事中，杨与娄式番之间的恩怨是较为著名的一例。娄式番已年近90岁，生活在温州，身体已不大好，11月17日晚，记者联系到他的女儿，她以“年龄 大，耳朵听不清”为由替父亲婉拒了采访。

在刚进入市规划局时，丁俊清对杨秀珠的印象是“讲话很厉害，很能说，胆子大，是个搞行政管理的 料”，娄式番与他同是同济大学毕业，“属于老同志，技术上过硬，资格也很老，但搞行政不行”。后来杨在规划局充实自己的人，杨秀珠遁逃后，温州市多名官员 获刑，其中就以规划局最多，“都是杨提拔的那些人”，如：腾德寿，原管测量的处长，后当副局长，后又调到市政府；高云光，原副局长，后任温州旧城改建指挥 部副指挥；叶小青，原规划局用地处处长，后任温州市政园林局副局长；陈宝田，原在规划局工作，后调任土地管理局局长。原规划局办公室主任林素华，在杨秀珠 任副市长时，被调到温州市安居工程指挥部当副指挥，在杨秀珠出逃后受审查期间自杀。此外还有一些处级干部受处理。

胡显钦回忆说，当年“三讲”期间，是他带队进的规划局，那时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，“当时我们还没有揭发出她贪污腐败之类的问题，我们发现，她到了厅里，规划局的一些事情还是要听她的。”

丁 俊清也回忆说，“杨秀珠在规划局工作时期，对于她的贪腐，我们还不知情，但她做局长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，她对一些问题看得很准，比如‘控规’，也就是控制 规划，当时规划局的这个工作是走在全国前面的，也是被部里作为典型来抓的；规划局原是二级局，归建委管，后来脱离建委，提升为一级局，这也是在杨秀珠手里 搞成的。”丁俊清认为杨秀珠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，表现在四个方面：

一，擅于走“上层路线”，“很多事情她都是直接跟上面挂钩，她当副局 长，娄式番根本管不住她，她也不把建委主任放在眼里，就是直接跟书记、市长沟通汇报”；二，看问题准，胆子也大，“她要想提拔一个人，可以信口开河，还没 提拔，就可以说‘我要提拔你当xx长’，根本不经过党委，但后来她都能变成现实，在市里她能讲得动”；三，派性很强，喜欢拉帮结派，“我们这些老同志，被 她看成娄式番的人，后来她调了一批人进规划局，形成小团体，对我们很提防”；四，很聪明，有独到之处，对于规划工作的整体趋势有自己的想法。

“从总体上说，杨秀珠有能力，但本质不好。”丁俊清说。 “上层路线”至今受关注

熟悉杨秀珠的人士对于她的擅走“上层路线”，无不印象深刻。其前夫李松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回忆：“她在上面认识的人多，那时我们还没有离婚，她在商业局或者市妇联工作，遇到省委书记这些人，就过去说‘xx书记，我有事要找你’什么的，一点都不害怕。”

而杨秀珠与原温州市长陈文宪之间的著名恩怨，也与她的“上层路线”有关。陈文宪在1990~1996年间任温州市长，1996~2001年任浙江国信总经理，2001年被查，2002年因受贿罪获刑11年，主要犯罪事实是收受某港商13万余元财物。

2015 年6月30日，陈在杭州病逝。温州一位资深媒体向记者介绍，“陈文宪任市长期间，是温州改革开放之初，他大力进行旧城改造，金温铁路、港口、码头、机场这 些大项目都是在他手上建成。”原温州副市长胡显钦也回忆，“陈文宪工作很积极，在温州搞出了一些名堂，比如体育馆、体育场都是他搞起来的，但是他在与企业 家的来往上不警惕，比较随便，后来就出了些问题，尽管金额不大。”

陈文宪刚到温州任市长时，杨秀珠是规划局局长，胡显钦回忆，一开始，陈文宪对杨秀珠的评价也很高，陈在大会上介绍杨，说她是“同济大学的，表现很好”。

今年80岁的汪月霞在温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她是1970年代的老**《海霞》的原型，是第四、五、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她曾任温州洞头县委书记，还曾任温州六届人大副主任。早在杨秀珠还在市饮食公司当工人时，汪月霞就已经跟杨认识了。

11 月21日，汪月霞在温州的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，“那时我是全国人大代表，杨秀珠很‘拍’我，后来陈文宪来了，她对陈‘拍’得也很厉害。”在陈文宪 离开温州前，汪月霞曾到陈文宪家中，汪月霞回忆：“陈文宪对我说你怎么不讲杨秀珠这个人的品质，我说我最了解这个人了，那时想给你讲，你也听不进去。”陈 文宪告诉汪月霞，“杨秀珠当市长助理时，还老实些，他讲话她还听，后来当了副市长，就不听了，两个人就有矛盾了。”

在温州，杨秀珠不止于 走一位主要领导的“上层路线”。据汪月霞回忆，更早前，某位市主要领导的母亲生病，住在疗养院，杨秀珠多次主动去疗养院照顾他的母亲，“后来杨秀珠主动提 出要给老人家做干女儿”，这样就传开了。温州人都说杨秀珠是这位市主要领导的“干妹妹”，而这位市主要领导至今在温州政声甚好，对于杨秀珠给他母亲当干女 儿这件事，他在之前并不知情。

杨秀珠的“上层路线”也不止于温州市。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，多位政界人士都提到这样一则流传甚广的有关杨的“逸事”：为了能有进入某位省委书记家中的机会，杨秀珠曾把自己的养女放在这位省委书记的家门口，养女被省委书记家人领入家中，她趁机登门。

胡显钦回忆说，杨秀珠已经到省建设厅任职了，她仍旧在施展此类手段，“她曾任省人民大会堂的筹建办公室主任，经常在吃午饭时间，胳膊夹着图纸，到省长吃饭的饭堂去汇报工作，她是女同志，容易让人接受。”

丁俊清回忆，在他任市规划局总师办主任期间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学院路某地块的规划，按正常程序，本应委托规划院来做，之后交总师办，组织专家讨论，再交由局长、副市长来批，“杨秀珠把我们撇开，直接叫当时还在建设管理处的高云光到杭州，在宾馆里做的规划”。

“现在政界仍旧关注有关杨秀珠的话题，”11月24日，一位温州市政协委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我们尤其关注的是杨秀珠事件涉及的官员，他们有的已经提拔了，有的已经退休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，马步芳家族素有青马之名，青即是青海，他们之所以能长期割据青海，源于爷爷马海晏。

马海晏字清庵，生于1837年。世居甘肃河州西乡摩尼沟。海晏生子三，马麒、马麟和马凤。马海晏祖上务农，为糊口家计，曾来往于兰州、河州之间，从事驮脚，因之与回汉商贾交往频繁，见闻日广。其后稍有余资，改业商务活动，远至陇、陕间贩运货物。

其时，陕甘道路不靖，盗贼出没无常，海晏遂习武自卫，，商贾多赖之。不及数年，家道渐丰，遂改业攻读经书，声誉日著。1864年，陇上回民反清声势日盛，马海晏投靠河州花寺门宦大阿匐马占鳌，每战奋勇当先，颇引人瞩目。

1872年2月，马占鳌率部在太子寺南新路坡与湘军会战。马海晏岀奇制胜，率敢死队约300人，全副武装，并带水壶和土块等，在黑夜潜入湘军阵地新路坡的山地，立即利用地 形，迅速筑起一座掩身堡垒。

当时天寒地冻，工事坚固。湘军发觉后，即仓猝进攻。凉州镇总兵傅先宗、广东高州镇总兵徐文秀战死。湘军军心动摇。马占鳌及时指挥部队猛攻，湘军虽全力应战，已无能为力，全线撤退于洪河沿岸，损失奇重。马占鳌部夺获军械辎重无数，更壮大了声势。之后时隔多年，马麒、马步芳常以此炫耀于人，并作为激励部属的典范。

马海晏在战胜之余，本拟乘湘军败北继续歼敌。可是马占鳌认为“兵犹火也，不弭将自焚”。决定改弦更张，转向湘军俯首称降。

1873 年9月，清廷根据左宗棠的保荐，赏马占鳌、马海晏五品顶戴花翎。之后，马占鳖一系，得以在宦途中扶摇直上，飞黄腾达。

1900年6月初，八国联军侵华，马海晏进攻使馆，破毁敌军栅卡多处，并扼守正阳门。慈禧携光绪出奔，马海晏率部驰往护。路经宣化因病逝世，终年74。

儿子马麒承袭马海晏旗官的遗职。当慈禧一行经晋南由风陵渡过黄河时，风浪汹涌，慈禧有难色，马麒挺身掌舵，博得慈禧赏识。既抵西安，马麒日夜巡逻，不遗余力。慈禧任命马麒为循化营参将。马麒就在这时发迹起家。

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初。濒于崩溃的清王朝，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，即于1910年调伊犁将军长庚，授任陕甘总督，令其会同新任陕西巡抚升允纠合甘军，反扑陕西革命军。1911年8月，长庚动员甘肃回、汉军合力攻陕。

马麒借机引诱河州及循化、巴戎一带农民投军，并以原来统率的循化参将营的部属为骨干，组织起精锐马步十四营，共约七千余人。还动员官兵亲属随军出征，谓之“跟营”，人数约二千余。

1912年2月，清帝宣告退位，公布承认共和的诏书，形势大定。马麒于是因风转舵，遂卷旗西返，退回河湟，聚兵敛财。

1912年，西宁总兵张定邦调职，马麒以有机可乘，于是请求马安良出面保荐，马即向甘肃都督赵惟熙说项。重贿赵惟熙的亲信、甘肃巡警道赖恩培。并拉拢督府中的幕僚。果然不到十天工夫，委马麒署西宁镇总兵的命令就到了。

马麒受任西宁镇总兵后，如愿以偿，心花怒放。大封亲属，七叔马海渊，胞弟马麟，堂兄马万成，长子马步青，次子马步芳，堂弟马镭、马宝、马良，堂侄马步元、马步康、马步銮、马步祥、马步云、马步州、马步斗、马步全，妹夫马朝选，女婿马庆、马驯均安置在要津，开始组成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。

马麒坐镇西宁后，即于1912年冬组织“宁海军”。宁海系当时甘肃西宁道和青海地区的总称，马麒即以地区名其军。至1923年扩充为马步兵3 000余人，各种枪支2 500余支，轻机枪12挺，山炮两门。在当时陇上八镇中，已处于优势地位。

1913年8月，马麒鉴于青海地区蒙古各盟、旗及各寺院活佛， 纷纷晋京拥护共和政体，各党派也在西宁活动频繁，为掌握时机，因势利导，即以新任西宁镇总兵身份，陪同原任青海办事长官廉兴，主持例行的每年秋季祭祀青海湖大典，会盟青海蒙古各王公于海滨海神庙。随后派蒙古王公代表赴北京，向袁世凯表示：“青海地方安定，唯以中央号令是尊。”

马麒又以黄金100两馈送接替赵惟熙担任甘肃都督的张炳华。张乐得接受这笔意外敬奉，很快巧立名目，设置青海蒙番宣慰使，呈准袁世凯任命马麒兼任。

马麒又借青海办事长官廉兴窝藏清室余孽升允一案赶走了廉兴，北洋政府进而撤销了青海办事长官一职，事务由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兼办，并改西宁镇总兵为为甘边宁海镇守使，并明令公布“以青海属甘，以长官事属镇守使。马麒的权力，进而由西宁扩张到青海地区。

1922年，直奉战争爆发，奉系失败，退回关外，直系控制北京政权。1923年，曹馄采取策动内阁辞职、军警索饷等手段，迫使大总统黎元洪下台。正当曹攫款收买议员之际，马麒为取得曹的奥援，即派马佐赴京，赠曹坤银元5万，供其贿选之用。曹窃任大总统后封马麒为“锐威将军”、青海护军使。

1925年1月8日，执政段祺瑞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，马麒鉴于冯的势力及于酉北，遂派人前往联络，冯任抽调马麒所部骑兵一个旅，编为西北独立第九旅。1926年9月17日，冯玉祥誓师五原，任国民军西北军联军总司令。任马麒为该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，编制为第七十六、七十 七、七十八三个旅，以马麟为副师长，马步青、马步元、马元青为旅长，马步芳为副旅长。

1929年末，冯玉祥抽调西北军主力东进参与中原大战。镇守青海的将领临行时，马麒以重金贿赂，该将领转报冯玉祥批准马麒暂代青海省政府主席的职务，同时以防务空虚，马步芳部由化隆移驻西宁。

之后冯玉祥又将第九混成旅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第二师，任马步芳为师长。中原大战末期，马麒见大局将定，急揭起反冯拥蒋的旗帜，特电蒋介石表示拥戴。

蒋介石为了断冯玉祥后路，防止其逃往西北东山再起，也乐得顺水推舟，承认马麒任青海省政府主席，由国民政府明令发表，又命令马麒进军兰州。自是马步芳家族与蒋介石方面取得了政治上的联系，进而巩固和壮大了在青海封建割据的局面。

马麟坐镇兰州后，聚积力量，发号施令，企图控制甘肃，让次子马步芳占据甘州、河州、凉州。1931年7月被任命为新编第九师师长。

1931年8月5日上午11时，马麒病死，终年62岁。蒋介石给予治丧费3 000元。这时，马步芳以父死子袭，理所当然。哪知马麒的亲信黎丹等人以马步芳盛气凌人，认为他当权后自己将无立身之地，遂借口马步芳非现任省政府委员，推戴马麒的弟弟马麟继任遗缺。

马步芳不服，立即暗中开始倒台活动。其时，马麟仿照甘肃和国民军发行了“军用券”。同年11月成立青海省金库，发行“青海省金库维持券”（面额1角、1元、5元和10元四种），发行额第一次为60万元，第二次为150万元，第三次为200万元。旋铸造当20文的大铜元作为辅币。

起初铜元流通额仅20万枚。后因兰州大铜元的时值较西宁为低，商人大量贩入，充斥市面，马麟责成财政厅予以鉴别，加砸“TS”英文字母，作为限制在省内流通的记号。

这时大铜元总额，已达30 万枚。马麟凭借这些货币，充实了私囊。马步芳为了分肥，即用收买及恫吓的手法，操纵了财政厅和各县县政府及税局，借口拨充军费，扣留全部收入，并派人坐守，逐日追逼提款，使省政府无可奈何。

但马麟爱财如命，更不甘放弃特权。1932年转而中饱公教人员的薪给，先借口经费短缺，以七折扣发，后又以四折扣发。最后除了财政厅及军事处这两个单位以外，其余各机关和各学校的经费，公然全部停发。时竟长达一年又九个月之久，以致绝大多数公教人员，不能温饱。

马麟以维持公教费用为名，于1934 年6月，借口“青海省金库维持券”贬值，改发“青海省临时维持券”（券面分1元、5元、10元三种）。发行额第一次为80万元，后增 至150万元。1935年4月，又第二次发行维持券100万元。

马步芳不甘心马麟独自牟利，即在周家泉花园集中西宁石印印刷技工，仿制了大批省钞，骗取了省政府和财政厅的印信，如式加盖后，一面凭钞向商会套购大批物资，一面由师部军需处顶替发放军饷，流入市面泛滥，以致通货膨胀，物价飞腾，人们纷纷拒绝使用省钞。

马麟遂于同年10月7日，命令青海省平市官钱局兑现，并向教育界发薪两月，以稳定教职员的波动情绪。起初，省钞1元以银元2角兑现，其后改为1角。每日市民拥挤不堪，争先兑现。仅5天之内，即兑换省钞130多万元，折合银元18万元多。又过四五天，借口发现假券，公然停止兑现，省钞成为废纸。

马步芳利用群众的激愤情绪，支持群众将设在西宁大新街的平市官钱局门窗捣毁。一部分老弱妇幼，把所持省钞带到城隍庙痛哭焚化。这时商号闭门，省钞成为废纸，市面上出现了一片凄惨萧条的景象。青海金融面临绝境，怨声载道，马麟却装聋作哑，置若罔闻。马步芳更乐得隔岸观火，以观动静。

1935年6月，马麟将历年搜刮的黄金白银，伪装为青盐，由西宁向虬藏老家转移。马步芳事先收买了马麟的家人，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一个连的兵力伪装为劫匪，在半道上抢劫，使马麟损失惨重。

马麟为了弥补损失，加紧对外销售皮货，当运出青海。为规避征税，运皮货者往往手持盖有马麟和省府印章的公函。马步芳命部下在商队必经之路上当场拦截，将现场查获的皮货和公函公布于众，愤怒的群众得知省主席走私赚大钱，想起一天天贬值的货币，纷纷上街抗议。

这一切使马麟束手无策，穷于应付，遂于1936年6月，电请南京中央政府准病假六个月，马步芳乘机加上由自己代理一语。复电照准后，马麟莫知所措，遂收拾行装，先赴西藏，后赴麦加朝觐。

1937年春，马麟自麦加归来，为试探马步芳态度，在上海曾嘱青海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转电马步芳，请他接济路费2万元。马步芳为阻止马麟返青，即召开全省干部大会，上对马麟公开抨击，并交由各机关公务员讨论，乘机宣传马麟恶迹，给马麟以难堪。

马麟因军权为马步芳所掌握，不敢返回西宁。但在奉化见蒋时，蒋介石为了制造马家混乱，当面鼓励马麟西返。马麟有了蒋介石的支持，胆子也大了，立即返回西宁任青海省政府主席。

马步芳以省政府各厅长名义，电索积欠经费，马麟未作答复。马步芳又煽动西宁各级学校教职员，结队前往马麟私邸请愿索薪，声势浩大，震动市面。马麟长子马步荣拔岀手枪，向教职员群众射击，教员李育才当场胸部中弹受伤，立即激起教育界的公愤。

马步芳以事态扩大正如所愿，暗中为教职员鼓气，并为伤者付出医药费用，给马麟以难堪。当1938年白崇禧来青，马步芳乘机活动，向白面诉马麟罪状。白为纠合马步芳的实力，当众讽讥马麟。不久马麟终于在马步芳逼迫下下台。

马步青是马麒的长子，是马步芳的胞兄。马步芳表面应付，实际也是他翦除的对象之，以致马步青盘踞凉州十多年，未能染指于青海。

原先马麒派马步青从事对外活动，马步芳在内练兵。马步青在外活动时，沉浸于腐化的官场习气，无所作为。宁海军成立时，马步青任营长。

1926年10月，冯玉祥曾授予马步青暂编第二十六师第七十六旅旅长名义。至1928年，被正式编为西北军第五军独立 第五十五旅旅长，直接纳入国民军的建制，隶属于宋哲元部，在晋陕一带参加蒋冯大战。后又改任独立第十二混成旅旅长，独立第二十五旅旅长。失败后驻防榆次时，被晋军包围，逃往北京，住前门三元店养病，后又返回西宁。

1931年，马麟将在兰州组织的原甘肃暂编骑兵第一师交给马步青统率，并把马驯部由凉州调回西宁，安置马步青驻扎。1932年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骑兵第二师，1933年又改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师。

蒋介石为抑制马步芳，于1935年又将骑兵第五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五军。特派马步青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，命令骑兵第五军移防西宁，作为屯垦部队。蒋介石调马步青入青的用意，在于制造两马对立，进一步控制青海。

自调防命令公布后，引起了马步青内部矛盾及与马步芳之间的矛 盾。马步青的幕僚孟炼认为马步芳心胸窄狭，势难相容，主张暂缓起行，借词拖延。马步青本人以处于蒋介石压力下，举棋不定。

马步芳为对抗蒋介石的阴谋，将计就计，在下定乘机并吞骑兵第五军 的决心后，即时连电马步青表示欢迎，并在乐家湾建修了大批营房，储备粮草，以解除马步青的种种顾虑。

马步青终以形势所迫，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，于同年5月11日，在凉州先行就督办之职，准备入青。孟炼百坚持己见，逗留凉州，未与同行。

马步芳侦悉马步青心腹旅长袁耀廷与陈诚有勾结，从侧面放出空气，施加压力，使袁望而生畏，不得不离开马步青，直接投奔于陈诚的门下。

马步芳在肃清马步青左右的同时，一再选派专人赴凉州敦促马步青入青，并表示拥戴之意。马步青遂即率部进入西宁乐家湾，与马步芳嫡系第八十二军驻在一起。

蒋介石为继续执行分化政策，1934 年编制第四十集团军时，任命马步芳为该军总司令，马步青为副总司令，划拨第八十二军和骑兵第五军为该军的直辖部队，以进一步激化两马之间的矛盾。

马步芳以青海省政府主席兼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后，即以马继援充任第八十二军军长，这步棋既使自己腾出军长脚步，又使马步青与马继援同居于军长地位，降低身份。

这时马步青已陷于马步芳的包围之中。马步芳假意对马步青说:“阿哥是大家的长辈，请你领导我们，今后军政大事，我们向你请示。”自此每天殷勤地问长问短，事无巨细，都要经过马步青同意后再去办。

马步青沉醉于马步芳的曲意奉承，一时很为高兴，连自己的私章，也交给马步芳。哪知马步芳欲夺取他的军权，已下最大决心，随之怂恿说：“我俩任总、副司令，担子够重，军队交给年青人们去干，省事得多。你当军长与马继援处于平等地位，也不好看。”

马步青不知就里，即与之商议。马步芳揣测马步青的心理，想先把马呈祥推荐为骑兵第五军军长。如马呈祥不入选，即以刘呈德接替。

马步青终非对手，以为马呈祥当军长，等于是自己的化身，只盘算自己的儿子马绪援还没有着落。 一方面表示同意，另方面提出安置儿子的问题。马步芳以计谋已售，立即委任马绪援为第八十二军副军长，实际上被马继援所控制。马步青即将骑兵第五军的关防印章交给马步芳。1943年初，就 派马呈祥接任军长，不动声色地转移了马步青的军权。

早在1938 年，马步芳为彻底解决马步青的潜在实力，在乐家湾设立“骑五军、 八十二军军官训练团”，请马步青当该团团长，马步芳自任副团长。在轮训两个军军官的过程中，以第八十二军的骨干，逐步代替了马步青在骑兵第五军中的中下级干部。之后，骑兵第五军便成为马步芳的嫡系部队，以为日后西上新疆的张本。

由于军权已经转移，马步芳无所顾忌，改变了过去奉承的态度，不仅自己与马步青一天天 疏远起来，并饬令部属不得接近。

马步青不甘困守西宁，1944年夏，随即提出率部到都兰县开垦，计划在柴达木东山再起，马步芳假意支持，暗中做手脚，只派了200多老弱官兵随行。搞得马步青连楼房都建不起来。

马步青这时才始醒悟自己为马步芳所愚弄，追悔莫及。在返回西宁的路上爆发泥石流，座驾差点被冲毁漂没。马步青越想越气，于同年秋返回河州，搜集马步芳罪恶，辑成 “控诉书”一份，转赴重庆见蒋介石。

蒋以马步青朽木难雕，且已失去军权，终难成事，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，不予接见。马步青转请何应钦说项，何对马步芳素所深恨，为加深两马之间的裂痕，就把马步青的“控诉书”转交马步芳自行查复，使马步芳为之沮丧。

从此，马步芳与马步青的思想 情感 根本破裂。马步青在重庆久居无聊，即返回临夏。后几经奔走，1946年始获得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，仍在临夏居住。1948年蒋介石召开国大行宪会议，马步青以甘肃回族代表出席，直到解放前夕，马步青过着家居无聊的生活。河州解放时，仓皇潜逃来青，乘陈纳德民航大队飞机，逃往重庆。

马步芳深深懂得掌握军权的重要性，从内外兼并中，千方百计地骨肉相煎，力求集中权力于己身。除了逼走其叔马麟、其兄马步青外，对自己的侄子、马麟的儿子马步荣、马步援，自己的兄弟马步青、马步瀛，马歩青之子马绪援，都先后施以高压手段，并加以严密控制，始终不给他们实权。

马步荣、马步援随着马麟的下台，潜居于河州乩藏。马绪援亦流浪于兰州、河州间，未敢来青。马步瀛曾一度出任西宁城防司令，借父兄*威，骄纵不法， 一般人呼之为“三阎王。1938年在西宁东关经营德兴商栈，公然与马步芳创办的德兴海对峙。

之后，马步芳为维持独占市场的特权，借口马步瀛拖欠西宁水力发电厂巨额电费，即令军警没收了马步瀛屯集在商栈的全部货物。当日运存于电厂，以低价顶抵了电费。实际上马步芳据为己有。

马步瀛不甘于心，啧有烦言。一次马步瀛由东关赴北门外 花园，路经北小城门时，马步芳指使守警拒止其出入，马步瀛不受制止。马步芳闻讯，即派卫士队队长陈嘉禾驰往动武殴辱，同时命令西宁水力发电厂剪断通往马步瀛私邸线路，停止供电。

自是马步瀛知难而退，不敢与马步芳对立。解放时马步瀛自知平时的罪责，乘飞机逃脱，由重庆转往香港。

此外，马步芳对他的堂弟马步勋、表兄马元海、表弟马德等，也防备很严。除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效命外，始终不予以固定的军权。

从马步芳排挤马麟、马步青、 马步瀛、马步荣、马步援、马绪援的事件中，姑不论他们各自的行为，仅就那种逼叔、逼兄、逼弟，夺政权、夺军权、夺财权的行径看，亦足使人们深刻认识到马家军阀内部不顾一切的丑恶面貌。

马麒时期，各派系虽自立门户，但大多互相标榜，相互为用。马步芳当权后一反其所谓，在综合利用、分而治之的思想主导下，根据成员依附马步芳家族的个人 历史 年资，从整体上划分为元老与少壮两个派。有意使这两派在解放前将近二十年的时期中，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，弄得乌烟瘴气而不能自拔。

元老派以马麒的旧部马骥为首，韩起功、马继融等属之，这一派的实际操纵者是马绍武。他们利用职权，把持了省县级的一些党政机构。

马绍武原是由马步芳自小培养长大的。送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时，又为CC系陈立夫所利用，成为CC系在青海所布置的首要分子。他奔走于西宁和南京之间，从而在蒋 介石、陈立夫方面，以马步芳为资本；在马步芳方面，他拉拢马骥以壮大自己的势力，并在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内部布置人马，这引起了马步芳的猜忌。于是马步芳指使少壮派冶成荣与马绍武对立。

少壮派以冶成荣为首（他实际是马继援的化身），高文远、马振武等属之。操纵者自然是马继援。权力集中于省县级 财经 和军事机构。其后又以昆仑中学校友会为基础，以所属部队的军官佐为骨干，继续发展。

少壮派在政治上往往以激进派面目出现。对中央下达的命令，先衡量对马步芳家族有无利益，对不利或利少的事件一概不理。对外省各方面派到青海的工作人员，也抱定压制手段。他们在与元老派的矛盾中，往往正面冲突。

1944年，马步芳为统一全省党政领导，决定先挖掉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青海的潜在力量。经过几度曲折，终以马继援代替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青海支团部干事长王文俊的职务。1945年3月，该团第二次改选中，少壮派出面活动，马继援连选为干事长，高文远、马振武等为干事，并安插刘呈德为该团部的常务监事，冶成荣等为监事。

1946年，马步芳多方布置，收买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委会CC系书记长谢士英，饵以青海省 社会 处处长之职，改组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，成立新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，由马步芳自己担任该会主任委员，以他本人和高文远、朵含章、马献瑞、马得福为执委会委员。把国民党中央所派的执、监委员，全部刷了下来。

不久，党团合并，少壮派在新的党团统一指导委员会中，也居于优势。少壮派在党务、团务和军事政治方面，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先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，青海青年中“拥蒋反马”的激进分子韩宝善等，曾于1946 年利用制宪国大在南京开幕的机会，暗中在西宁起草了《控诉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》小册子，在国大会场散发，情势一时趋于紧张。

马步芳以骤然受到抨击，惊恐万状。为试探蒋介石的态度，打电报示以消极态度，可是蒋介石却专电劝慰。事后马步芳本欲穷追底蕴，斩草除根，但经元老派马绍武不期然而然的活动，尤以国民党从中掩饰其事，使马步芳未能称心如意。但愤恨之心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这时 马步芳感到情况复杂，为提高少壮派在政治上的实力，同年秋釆取了一反常规的手法：借口整理历年档案，责成元老派马骥专主其 事，虽保留其省政府秘书长名义，但秘书长实权交由少壮派高文远接替，并予高以代秘书长名义。

马骥大权旁落，也就更加妒忌少壮派。也由于形势的演变和发展，两个派系各逞所能，在暗中不断掀起了内讧。既至马步芳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，又改组了青海省政府，民政、教育两厅，仍属元老派，财政、建设两厅属少壮派。高文远任专职秘书长，马步芳仍兼任青海省政府主席，又形成了相持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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